从阑尾炎手术后,我回到哈尔滨继续上学,那时候年纪小,忘性大,之前那场差点要命的“阴桃花”,过去就过去了,也没怎么往心里去。
我爸确诊肝癌晚期那天,哈尔滨下了场大雪,雪真的很大,天空飘着的鹅毛大雪我至今都未曾忘记。
片子在灯箱上,那些扩散的阴影像肮脏的墨渍,浸透了他的肝脏、淋巴。主治医生的声音平稳得像在念天气预报:“晚期,扩散了,时间不多。”
其实早有征兆。他胃疼了小半年,总说是老毛病,吞几片胃药就扛过去。人像漏气的皮球,一点点瘪下去。原先合身的衬衫变得空荡,皮带扣眼往后挪了好几格。
我们都没敢往最坏处想。人总是这样。
接下来的三个月,肿瘤医院成了第二个家。空气里永远浮着消毒水、廉价盒饭和绝望混合的气味。我妈的眼泪好像在那段时间流了,眼睛总是红肿的,在我爸面前强撑着笑,一转身就捂住嘴,肩膀抖得厉害。
我爸被化疗折磨得脱了形。皮肤蜡黄,紧紧包着骨头,眼窝深陷。可每次我推开病房门,他浑浊的眼睛总会努力聚焦,费劲地朝我扯扯嘴角。那笑容,我现在闭上眼还能看见。
钱像水一样流走。积蓄见底,亲戚朋友借遍。可还是没能拽住他。
临走前一天,他精神突然好了些,能多说几句话。他把我叫到床边,手指瘦得像柴,很轻地抓住我的手腕。
“儿子……”他声音哑得厉害,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吐,“等我走了……你们娘俩……搬了吧。”
我愣了一下:“搬哪儿去?咱家在这儿……”
他眼睛直直地看着天花板,瞳孔有点散,像是盯着很远的地方:“我最近……总看见。”
“一个穿红衣服的女的总来。”他转过来看着我说。
他喘了口气,口起伏得厉害:“能搬就搬吧……这块的房子……不净。”
我当时以为他是疼糊涂了,或者用药的幻觉,没往心里去,只是点头:“爸你别瞎想,好好养病。”
他走的那天是周五。下午我在学校机房上微机课,对着闪烁的屏幕,突然心口一阵慌,坐立不安。放学铃一响,我抓起书包就跑。
刚进小区,就看见120的红蓝灯在楼下闪。警报声尖得扎耳朵。
我腿一软,几乎连滚爬地上楼。
家门敞着,屋里好几个穿白大褂的人。抢救设备滴滴响。我妈瘫在墙边,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。
我爸躺在床上,身上连着电极片。他看到我冲进来,灰败的眼睛亮了一下,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,膛剧烈起伏了两下——
然后,那口气就散了。
监护仪上,那条起伏的绿线拉成笔直的一条。
“爸——!!!”
我喊出声,但声音像是别人的。手脚冰凉,像被人扒光了扔在腊月的松花江冰面上。
后来怎么办手续,怎么通知亲戚,我都像个被设好程序的机器,麻木地做完。没哭,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。好像所有的水分,都在那三个月里蒸了。
葬礼结束后,家里静得可怕。
但父亲的痕迹和气息,却仿佛渗透进了这房子的每一寸墙壁里。夜里,我总恍惚觉得他还坐在客厅沙发上,在黑暗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,烟头的红光在黑暗里一明一灭。
我白天像个空壳去学校,实际上什么都听不进去了。老师的声音隔着一层毛玻璃。后来脆办了休学。
我学会了抽烟。最便宜的白盒软包红塔山,呛,辣,但那股灼热滚过喉咙的感觉,能带来片刻的麻木。烟雾缭绕中,子一天天毫无意义地重复,像一潭发臭的死水。
就在这麻木的生活中,一种难以言喻的‘不对’,正如水底暗流般层层积累,悄然涌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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