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月初的成都,暑气开始松动。
早晨骑自行车去实习公司的路上,能感觉到风里的凉意。街边的银杏叶还绿着,但边缘已经泛起一丝难以察觉的黄,像画家在画布上不经意抹过的一笔淡彩。
周末我去了人民公园。这是林薇提过的,她说小时候常被外婆带到这里,坐在鹤鸣茶社喝茶,看老人打太极。我找了个靠湖的位置,要了杯竹叶青,看着茶杯里的嫩芽慢慢舒展。
茶馆里很吵——搓麻将的哗啦声,茶博士吆喝加水,老人收音机里咿呀的川剧。但奇怪的是,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反而成了一种白噪音,让人心安。
我拍了几张照片:石桥上走过的情侣,湖边写生的学生,树下打瞌睡的猫。准备发给林薇时,却又犹豫了。这已经超出了我们平常分享的范畴——不再是随手拍的生活瞬间,而是专程去一个她提过的地方,带着某种明确的意图。
最后我只发了茶馆的一角,没有说明在哪里。
她很快回复:“鹤鸣茶社。”
我惊讶:“你怎么知道?”
“那个竹编的暖水瓶,还有那种老式藤椅。”她说,“我外婆有一只一模一样的暖水瓶,用了二十年。”
“你记忆力很好。”
“是对故乡的记忆很好。”她发来一个微笑的表情,“你在那里做什么?”
“喝茶,看人。”我如实回答。
“一个人?”
“嗯。”
对话框上方显示“对方正在输入…”,持续了很久,最后只发来一句:“我外婆去年去世了。”
这句话来得突然。我看着手机屏幕,茶馆的喧嚣在周围流动,却忽然感觉隔了一层玻璃。我不知该如何回应,光标在输入框里闪烁,打了几句话又删掉。
最后我说:“抱歉。”
“不用。已经一年了。”她说,“只是看到你拍的照片,忽然想起来。她最后那段时间总说想回成都,想在人民公园喝茶,看银杏。”
“你带她回来了吗?”
“没有。那时候她身体已经不适合长途旅行了。”她停顿了一下,“所以有时候我会后悔,为什么不在她还能走动的时候,多陪她回来几次。”
我握着手机,感觉到这些话的重量。这是我们第一次谈论如此私人的话题,不再是书籍、天气、城市的表面,而是触及了记忆与失去的核心。
“你在哪里?”我问。
“宿舍。刚画完图,累。”
“想听成都的声音吗?”我录了一段茶馆的音频发过去——麻将声、谈笑声、远处隐约的鸟鸣。
两分钟后,她回了一段语音。我点开,先是纸张翻动的声音,然后是她轻轻的呼吸声,最后她说:“听到了。和我记忆里的一模一样。”
她的声音很疲惫,但带着一种奇特的柔软。我反复听了三遍。
“你还好吗?”我问。
“还好。只是今天有点……脆弱。”她说,“实习压力大,晚上睡不好,白天画图总出错。刚才看到你的照片,突然就想外婆了。”
“需要聊聊吗?”
“我们现在不就在聊吗?”
她说得对。我们在聊,用文字和语音,隔着屏幕,隔着长江。这种聊天无法递上一杯热水,无法轻拍肩膀,无法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安慰。但它存在,在这个周末的午后,她愿意对我展露脆弱,我愿意倾听。
这本身就意味着什么。
“我外婆常说,喝茶要喝三开。”我写道,“第一开太烫,第二开正好,第三开就淡了。人生也差不多。”
“那我们现在是第几开?”
“第二开吧。不烫了,但还没淡。”
她发来一个笑脸:“比喻得不错。那你觉得,我们会喝到第三开吗?”
这个问题很微妙。是在问我们的对话能持续多久,还是在问别的什么?
“不知道。”我诚实地说,“但我希望至少喝完这一杯。”
“好。”她说,“那就慢慢喝。”
我们继续聊着,话题从外婆延伸到各自的家庭。她说她父母都是教师,家里书多得堆不下。我说我父亲是工程师,母亲是医生,家里总是过分整洁。她说她有一个弟弟,在成都读高中,每周给她打电话抱怨数学太难。我说我是独生子,小时候总羡慕别人有兄弟姐妹。
这些信息的交换像在拼图,一片片拼出彼此生活的轮廓。每多一片,那个形象就更具体一点——不只是“南京读书的成都女生”,而是有家庭、有记忆、有脆弱时刻的活生生的人。
“你父母知道你实习这么累吗?”我问。
“没说。报喜不报忧,老传统了。”她说,“你呢?实习还顺利吗?”
“顺利。周老师说我翻译得越来越好了。”
“周老师是好人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?”
“听你说的。你说他总穿着熨烫平整的衬衫,说‘翻译就像搭桥’。”她复述着我之前随口提过的细节,“能记住员工随口说的话的上司,不会太差。”
我惊讶于她的记忆力。那些我以为是无关紧要的日常分享,她都记得。
“你记忆力真的很好。”我重复道。
“只记重要的事。”她说。
这句“重要的事”让我心跳快了一拍。我的日常分享,对她来说是“重要的事”吗?还是我只是过度解读了?
“我该继续画图了。”她说,“明天要交。”
“去吧。”
“那你呢?”
“我再坐一会儿,喝完这杯茶。”
“好。晚上聊?”
“嗯,晚上聊。”
放下手机,茶杯已经凉了。我招呼茶博士加水,看着滚水冲入杯中,茶叶再次翻滚起来。
第三开了。味道确实淡了些,但余韵还在。
傍晚离开公园时,我在银杏树下站了一会儿。抬头看那些还绿着的叶子,想象它们变黄的样子,想象林薇说的“银杏黄的时候,梧桐也该落了”。
秋天快来了。到时候,我们会交换叶子,兑现那个夏天的约定。
这个念头让即将到来的季节有了一种特殊的期待。
回家的路上,我绕道去了那家老唱片店。老板正在整理新到的打口碟,见我进来,点点头算是打招呼。我在爵士乐区翻找,找到一张比尔·埃文斯的《给黛比的华尔兹》。封面是黑白的,钢琴家侧着脸,神情专注。
“这张不错。”老板说,“安静,适合晚上听。”
我买下了。不是因为真的需要新唱片,而是想晚上告诉林薇:我今天买了张唱片,比尔·埃文斯的,封面是黑白的。
想和她分享这个微不足道的决定,就像她分享她的疲惫和记忆。
到家时天还没黑。我把唱片放进播放机,钢琴声流淌出来,清澈而克制。我坐在窗前,看天色一点点暗下去,街灯一盏盏亮起。
手机亮了,是她发来的消息:“图画完了。错误改好了。还活着。”
“恭喜。”我回复,“我在听唱片,比尔·埃文斯。”
“我喜欢他的《Peace Piece》。”
“这张是《给黛比的华尔兹》。”
“好听吗?”
我录了一段十秒的音频发过去。钢琴声在夜晚的房间里格外清晰。
“好听。”她说,“像秋天的声音。”
“秋天还没来。”
“但已经在路上了。”她写道,“就像有些东西,还没发生,但已经在路上了。”
这句话悬在对话框里,像一片将落未落的叶子。
我没有追问那“有些东西”是什么。她也没有解释。
我们就这样,在初秋的夜晚,隔着钢琴声和一千二百公里,分享着一种默契的沉默。
有些话不必说出口。
有些期待不必命名。
只要知道它在路上,就够了。
就像秋天,就像梧桐叶黄,就像银杏飘落。
就像我们之间,这种缓慢生长的、还未被定义的东西。
它正在路上,以它自己的速度,走向我们,或者,走向某个我们还未看清的终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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