雨下了整整一夜。
陈知行躺在床上，听着窗外的雨声，像一千只蚕在啃桑叶，沙沙沙沙，绵密而持久。楼下的排水管咕噜咕噜地响，雨水从四楼落下去，砸在一楼的水泥地上，发出沉闷的啪嗒声。他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子里全是张伟那句话——“在这个时代，谁手上有权力，谁就是法律。”
他说得对。1991年的中国，确实没有法律。但那又怎样？没有法律，不代表没有对错。张伟可以暂时逍遥，但那些被他吞噬的钱，那些被他伤害的人，不会因为“没有法律”就变得理所应当。陈知行翻了个身，把枕头压在脑袋上，强迫自己不去想这些。明天还要上班，还要去分行，还要面对那些永远处理不完的贷款材料。子不会因为张伟的威胁就停下来，可转债也不会因为他的焦虑就涨得更快。
四月五，星期五。
雨停了。深圳的天像被谁擦过一样，蓝得发亮，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树叶的清香。陈知行骑车去分行的路上，看到路边的木棉花落了一地，红得像血，环卫工人正在用竹扫帚把它们拢成一堆，装进绿色的铁皮垃圾车里。他停下来，在路边买了一碗肠粉，站在摊子旁边，浇上酱油和辣椒酱，呼噜呼噜吃完。肠粉很滑，入口即化，辣椒酱呛得他鼻子发酸，眼眶湿了。他用手背擦了擦，骑上车继续走。
上午在分行审批部，吴主任把一份新的贷款申请放在他桌上。“小陈，这个你跟一下。深圳华强电子，贷款五百万，扩建生产线。企业是福田区的重点扶持对象，领导打了招呼，但条件还要再核实一下。”陈知行翻开材料，华强电子的名字在后世如雷贯耳，但在一九九一年，它还只是一家刚刚起步的民营电子企业。五百万的贷款，在那个年代是一笔巨款，够在深圳买好几栋楼。他把材料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，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几个需要核实的点——抵押物估值是否偏高、还款来源是否可靠、实际控制人的个人信用状况。
中午，他去了趟营业部。可转债一百一十四块二，涨势稳得像老牛拉车，不急不躁。柜台后面那个戴眼镜的小伙子看到他，主动打了个招呼：“陈先生，你的可转债涨得不错啊，一百一十四块多了。”陈知行点了点头，问了一句：“最近有人问过我的单子吗？”小伙子摇了摇头：“没有。自从你上次说了之后，我就注意了，没人问过。”陈知行道了声谢，走出营业部，站在台阶上点了一烟。他不抽烟，但最近口袋里的烟消耗得特别快——不抽的时候叼着，叼着叼着就点上了，点上就吸一口，吸一口就呛得直咳嗽。他掐灭烟头，扔进垃圾桶，骑上车回了分行。
晚上，他给林晚秋打了一个电话。
“陈知行，你什么时候再来看我？”林晚秋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撒娇的尾音，和她平时记者的练形象判若两人。陈知行靠在墙上，握着听筒，嘴角不自觉地往上弯：“这周末要去分行加班，下周末吧。”
“说话算话。”
“算话。”
“那你上次说说话算话，这周就没来。”
陈知行笑了一下：“上次是脚还没好。这次脚好了，一定去。”
林晚秋在电话那头哼了一声，像是不太信，但也没有再追问。两个人聊了十几分钟，聊她妈做的红烧肉，聊她爸养的那只画眉鸟最近学会了一首新歌，聊她在广州的同事听说她在深圳采访过股市，都想让她帮忙推荐。陈知行说：“你告诉他们，现在别买，等回调。”林晚秋说：“我哪懂什么回调不回调，我说了你来跟我说。”两个人就着这句“你来说”又斗了几句嘴，谁也不让谁，最后都笑了。
挂了电话，陈知行站在小卖部门口，看着街上那些刚亮起来的路灯。四月的深圳，天黑得越来越晚，七点钟天还灰蓝蓝的，路灯亮得像一串提前开放的荧光花。他把那只野猫唤过来，把口袋里剩下的半火腿肠掰成小块扔在地上，猫低头吃了，吃完了蹭了蹭他的裤腿，喵了一声，跑进了夜色里。
四月六，星期六。
陈知行在分行加了一整天班。华强电子的贷款材料需要核实的数据很多，他从上午九点一直到下午六点，中间只吃了一碗泡面。吴主任走的时候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小陈，别太拼了，明天还有一天呢。”陈知行应了一声，没抬头，继续翻材料。
他不是为了表现自己才加班。是因为忙起来的时候，脑子就不会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——张伟的眼神、李志远身上的淤青、宝安那个院子里的血迹、张伟那句“谁手上有权力谁就是法律”。这些画面像虫子一样在他脑子里爬，爬得他心烦意乱，只有钻进那些枯燥的贷款数据里，才能暂时忘掉它们。
四月七，星期。
陈知行一整天都在宿舍里看书。那几本关于香港股市的英文书，他已经看完了三本，最后一本翻了三分之一。他的英文水平没什么进步，但对香港股市的交易规则、监管框架、历史走势已经烂熟于心。他合上书，打开系统光幕，调出恒生指数一九九一年四月到五月的数据——从两千八百点涨到了三千三百点，涨幅百分之十八。如果他有香港账户，这百分之十八的收益是稳稳当当的。他没有，但赵国强有。
他拿起赵国强的名片，看了很久。然后放下，又拿起来，又放下。赵国强的邀请，他拒绝了两次。第一次是因为方明远的还没做完，第二次是因为张伟的事让他没心思考虑别的。现在可转债的收益稳步增长，张伟的事暂时告一段落——至少表面上告一段落了——他是不是该重新考虑一下？
他把名片放回抽屉里，没有决定。
四月八，星期一。
陈知行在分行审批部，接到了方明远的电话。
“陈知行，可转债一百一十五块三了！”
方明远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，像是在电话那头蹦了起来。陈知行靠在椅背上，嘴角微微上扬：“方总，我说过会到一百三十五。”
“我知道你说过，但我没想到涨得这么快。这才四月初，按照这个速度，四月底就能到一百三十五。”
“不一定。涨得太快了会有回调，你别一惊一乍的。”
方明远在电话那头嘿嘿笑了两声：“我这不是高兴嘛。我那五万块，现在变成五万四了，赚了四千块。你的那份是一千二，加上你之前的八百，你手里有两千块了吧？”
“差不多。”
“离五千还差三千。五月份之前肯定能到，你信不信？”
陈知行信。他信的不是方明远的判断，是系统给的数据。但他说出来的话是：“信。但你别飘，市场的事谁也说不准。”
挂了电话，陈知行算了算自己的资产。可转债三百七十张，成本一百零三块八，现价一百一十五块三，每张赚十一块五，三百七十张赚四千二百五十五块。他的三成是一千二百七十六块五，加上之前卖出一百张赚的那一百一十五块，再加上他原有的八百块本金，总资产两千一百九十一块五。离系统的五千块目标还差两千八百块。按照计划，可转债涨到一百三十五的时候，他还能再赚三千七百块左右，到时候他的总资产会超过五千五——够用了。
他把这些数字记在笔记本上，在后面画了一个对勾。
中午，他去了趟营业部。不是为了看盘，是为了找那个卖报纸的老头。
老头正在报刊亭里吃午饭，一个搪瓷饭盒，里面是米饭和炒青菜，旁边放着一小碟辣椒酱。看到陈知行，他放下筷子，用袖子擦了擦嘴：“小伙子，吃饭了没？”
“吃过了。老伯，我来谢谢你。”
老头摆了摆手，端起饭盒继续吃。他吃饭很慢，一粒一粒地嚼，像是在数米。陈知行站在旁边，等他吃完了，才说：“老伯，李志远回来了。”
老头放下饭盒，抬起头看着他，眼神里有一种“我早就知道”的淡定：“出来就好。伤得重不重？”
“不轻，但没伤到骨头。”
老头点了点头，从凳子下面拿出一包烟，抽出一，点上，吸了一口，烟雾在狭小的报刊亭里散不开，呛得他咳嗽了两声。“那个姓张的，不会善罢甘休。你小心点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老头没有再说什么，低下头继续整理报纸。陈知行知道，这是送客的意思。他道了声谢，转身走了。
四月九，星期二。
陈知行在分行审批部，把华强电子的贷款初审报告写完了。吴主任看了之后，说了一句让小陈意外的话：“华强那边的人想见见你，跟你聊聊这个报告。”
“见我？我就是个小信贷员——”
“你写的报告，你最清楚。他们想跟你当面沟通一下，有些细节要核实。”吴主任顿了顿，“小陈，这不是坏事。企业的人愿意跟你沟通，说明你的报告写得专业，他们信得过你。”
下午三点，华强电子的副总经理来了。姓马，四十出头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说话细声细气的，像个教书先生。他看到陈知行这么年轻，愣了一下，但坐下来聊了十几分钟之后，那种“怎么派了个小孩子来”的表情就消失了。
“陈先生，你的报告我看过了。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。”马副总翻开报告，指着一页数据，“你说我们的抵押物估值偏高，依据是什么？”
陈知行翻开自己的笔记本，找到那一页，指着上面的数字说：“你们抵押的是福田区的一块地皮，面积五千平，评估价每平三百块，总价一百五十万。但我查了福田区去年下半年的土地成交记录，同地段、同面积的地皮，成交价在两百二到两百五之间。你们的评估价偏低，不是偏高。”
马副总愣了一下，低头看了看报告上的数字，又抬头看了看陈知行：“你是说我们的评估价偏低？”
“对。偏低了一截。如果重新评估，这块地皮至少值两百二十万。你们贷五百万，抵押率只有百分之六十八，远低于银行百分之七十五的上限。所以你们的贷款不是抵押物不足，是抵押物被低估了。”
马副总沉默了几秒，摘下眼镜擦了擦，重新戴上，笑了。“陈先生，你这个人，有意思。别人都是往高里估，你是往低里找。我回去跟董事长汇报一下，重新做个评估。”
马副总走后，吴主任走到陈知行身边，低声说了一句：“你那个抵押物偏低的判断，很准。华强那块地皮，我知道，去年有人出两百五十万他们没卖。你帮他们发现了这个问题，他们会记你这个人情的。”
陈知行没有说话，低下头继续处理下一份材料。他不是为了卖人情，他只是按照数据说话。数据不会骗人，只有人会。
四月十，星期三。
陈知行接到了赵国强的电话。
“小陈，晚上有空吗？来我公司一趟，有个人想见你。”
“谁？”
“来了你就知道了。”
晚上七点，陈知行到了赵国强的公司。前台那个烫着卷发的女孩已经下班了，办公室里只有赵国强一个人，坐在沙发上，面前摆着一套功夫茶具。他对面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，头发很短，脸上的线条很硬，眼神锐利得像鹰。
“小陈，坐。”赵国强指了指那个男人旁边的位置，“这位是孙建国，市公安局经侦科的。”
陈知行愣了一下。孙建国——他之前联系过的那个经侦科科长。他以为这件事已经被搁置了，没想到孙建国主动找上门来了。
“孙科长，您好。”
孙建国点了点头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放下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陈知行，你那个朋友李志远的事，我们查了。你说的那个院子，我们去过，搬空了。但我们在现场提取到了一些物证，包括血迹和指纹。指纹比对结果出来了，其中一枚是张伟的。”
陈知行的心跳加速了。“张伟的指纹？在那个院子里？”
“对。在一扇窗户的玻璃上。他说他去过那里，是去看朋友的。”孙建国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，“但他说的那个朋友，我们查过了，不存在。”
赵国强在旁边点了一雪茄，吸了一口，没有说话。
“孙科长，那你们打算怎么办？”陈知行问。
孙建国放下茶杯，看着他，眼神里有了一种不一样的东西——不是审视，不是试探，而是一种“我需要你帮忙”的诚恳。
“我们现在手里有物证，但没有人证。李志远不愿意出面作证，他怕报复。没有证人，光靠一枚指纹，立不了案。”孙建国顿了顿，“陈知行，你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件事？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你手里是不是有一份录音？张伟威胁你的那段？”
陈知行心里一紧。孙建国怎么知道录音的事？他看向赵国强，赵国强微微摇了摇头，示意不是他说的。
“孙科长，您怎么知道的？”
孙建国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，放在茶几上，推过来。纸上打印着几行字，是陈知行之前寄到国务院办公厅的那封信的内容——不是全文，是摘要，最后一段写着：“附件包括录音带一份，内容为深发展信贷部副主任张伟对本人及他人的威胁言论。”
陈知行的手开始发抖。那封信，他寄给了国务院办公厅，转刘某某收。那封信被拆开了，被转到了某个部门，那个部门又把摘要发到了深圳市公安局经侦科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那封信没有被扔进垃圾桶，说明有人看到了，说明那个姓刘的人——或者他身边的人——正在关注这件事。
“孙科长，这封信——”
“你别问了。”孙建国打断了他，“你只需要告诉我，录音带还在不在。”
“在。”
“能不能给我一份拷贝？”
陈知行看着孙建国的眼睛，那双锐利的、像鹰一样的眼睛里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东西——不是权力的傲慢，不是官僚的敷衍，而是一个警察想要抓到罪犯的、纯粹的、不带任何杂念的渴望。
“孙科长，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？”
“你问。”
“您为什么查这件事？张伟的背后有人，您不害怕吗？”
孙建国沉默了几秒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放下，说了一句让陈知行记了很久的话：“我当了二十年警察，抓过小偷，抓过流氓，抓过人犯。但从来没抓过把银行的钱装进自己口袋的人。这种人，比人犯还坏。人犯一个人，这种人的是成千上万人的饭碗。”
陈知行看着孙建国的眼睛，他知道，他可以信任这个人。
“孙科长，录音带我可以给您。但我有一个条件。”
“你说。”
“李志远不能出面作证。不是他不愿意，是他真的怕。他被关了那么多天，被打成那样，他的心理承受不住了。您不能用他的证词。”
孙建国沉默了几秒，点了点头。“行。我不用他的证词。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如果有一天我需要你出面作证，你不能推。”
陈知行看着孙建国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我不会推。”
孙建国站起来，伸出手。陈知行握了一下，和之前握过的所有手都不一样——不是方明远那种试探性的握法，不是赵国强那种要把人捏碎的力道，也不是张伟那种敷衍的、不想跟你多接触一秒钟的冷淡。孙建国的握手，是一个警察的握手——坚定、温暖、不卑不亢。
“明天上午，你把录音带送到我办公室。”孙建国松开手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他，“这是我的私人号码，二十四小时开机。你随时可以打给我。”
孙建国走了。赵国强送他出去，回来的时候，看到陈知行还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攥着那张名片，指节发白。
“赵总，那封信——”
“我不知道什么信。”赵国强坐下来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“我也不想知道。你只需要知道，现在有人接住那些证据了。”
陈知行把名片收好，站起来，跟赵国强道了谢，走出了办公室。
站在电梯里，他看着电梯门上映出的自己的脸——疲惫、苍白，但眼神里有光。那种光不是兴奋，不是得意，而是一种如释重负的、像是背了几百斤的石头走了很远的路突然有人接过了一块的感觉。
四月十一，星期四。
上午，陈知行去了市公安局经侦科。他把那盘录音带交给孙建国，孙建国当场听了一遍，听完之后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了一句：“够了。就凭这一句话，他就可以进去了。”
“孙科长，什么时候抓人？”
“不急。现在抓，他最多关几天就出来了。没有法律依据，法院判不了。我需要更多的证据，把他钉死。”孙建国把录音带锁进保险柜，转过身看着陈知行，“你手里的那些材料，暂时不要动。等我消息。”
陈知行点了点头，走出了公安局。
阳光很好，照在脸上暖洋洋的。他站在台阶上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空气里有春天的味道——泥土、青草、还有远处飘来的、不知道是什么花的香气。他骑上车，没有回分行，而是去了李志远的家。
李志远开门的时候，脸上的伤已经好了一些，结的痂掉了大半，露出粉红色的新肉。他穿着一件净的白衬衫，头发也洗过了，看起来比前几天精神了不少。
“志远哥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”陈知行坐下来，“公安局在查张伟的事了。”
李志远愣了一下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恐惧：“他们找我作证了吗？”
“没有。我跟他们说好了，不用你作证。”
李志远低下头，沉默了很久。窗外的阳光照进来，落在他的头发上，有几白发在光里亮得像银丝。
“陈知行，谢谢你。”他的声音很低，像是在跟自己说话。
“不客气。”
从李志远家出来，陈知行骑上车，慢慢往回走。经过那个报刊亭的时候，老头正在打盹，头靠在墙上，嘴巴微微张着，发出轻微的鼾声。陈知行没有叫醒他，把一张十块钱的纸币塞进报纸架子下面的缝隙里，骑走了。
四月十二，星期五。
可转债一百一十七块五。
四月十三，星期六。
一百一十八块九。
四月十四，星期。
陈知行去了广州。
这次他没有骑车，坐的是长途汽车。三个多小时的车程，他靠在座椅上，看着窗外的农田和村庄在眼前飞掠而过，脑子里在盘算一件事——林晚秋的生快到了。四月十八，下周四。他在后世的记忆里记得这个子，因为高中那几年，每到这一天他都会提前好几天开始紧张，想送她礼物又不敢送，最后什么都没送。这一次，他不想再错过了。
他在广州火车站下车，转公交车到了越秀区，在路边的一家小店里买了一条丝巾。淡紫色的，真丝的，摸起来滑溜溜的，像水的皮肤。老板娘用一个白色的小纸盒装好，系上一红色的丝带，递给他。
林晚秋在楼下等他。看到他从公交车上下来，她快步走过来，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：“你这次没骑车？”
“没有。坐车来的。”
“聪明了。”她笑了，挽住他的胳膊，拉着他上楼。
林母做了红烧肉、清蒸鲈鱼、蒜蓉西兰花，还有一锅莲藕排骨汤。陈知行把那个白色的小纸盒递给林晚秋，她打开一看，愣了一下，抬起头看着他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紫色？”
“猜的。”
“瞎猜也能猜中？”她把丝巾拿出来，在脖子上比了比，跑到镜子前照了照，转过身，笑得很开心，“好看吗？”
“好看。”
林父在旁边端着茶杯，嘴角微微上扬，没有说话。林母从厨房探出头来：“小陈，你太客气了，来就来嘛，还带什么东西。”
吃完饭，陈知行和林晚秋下楼散步。巷子里的路灯已经亮了，橘黄色的光在地上画出一个又一个光圈，像一串省略号。两个人并肩走着，谁都没有说话。走到那棵老榕树下的时候，林晚秋停下来，转过身看着他。
“陈知行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？”
陈知行看着她。路灯的光落在她脸上，把那件淡紫色的连衣裙照得有些发白。她的眼睛很亮，像两颗星星，悬在夜空中，安静地、固执地发着光。
“有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陈知行深吸了一口气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——不是丝巾的盒子，是另一个，更小，更方，之前在深圳的百货商店买的。打开，里面是一枚银戒指，不贵，十八块钱，上面刻着一朵很小的花。
林晚秋看着那枚戒指，愣住了。
“晚秋，我——”陈知行张了张嘴，发现自己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他清了清嗓子，重新说，“我喜欢你。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喜欢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，但我想让你知道。”
林晚秋看着他的眼睛，眼眶红了。她伸出手，手指在微微发抖。陈知行把那枚戒指戴在她的无名指上，银色的指环在路灯下闪了一下，像一颗小小的星星。
“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”她的声音有些哑。
“上周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我的手指尺寸？”
“我猜的。”
“又是猜的？”她笑了，眼泪掉了下来，用手背擦了擦，又掉了，“你猜什么都猜得这么准吗？”
陈知行看着她，忽然伸出双手，把她拉进了怀里。她的身体很轻，像一片叶子，靠在他口，头发蹭着他的下巴，痒痒的。他闻到她头发上的洗发水香味，和上次一样，清淡的、像花香的、属于她的味道。他闭上眼睛，把下巴抵在她的头顶上，感觉着她的呼吸透过薄薄的衣料传过来，一下一下的，像水。
“陈知行。”她的声音闷在他口。
“嗯？”
“你这个礼物，我收了。”
两个人抱了很久。久到路灯下的飞蛾都换了三批，久到远处跳舞的人散了场，久到巷子里最后一扇亮着灯的窗户也熄了。林晚秋从他怀里抬起头，眼睛红红的，鼻尖也红红的，但笑得很好看。
“走吧，送我回去。”她牵起他的手，十指相扣，沿着那条窄窄的巷子，慢慢地走。
陈知行走在她旁边，感觉到她的手心有了温度。不是凉的，是温热的，像刚出炉的面包。他握紧了一些，她也握紧了一些。两个人就这样握着，走过了那些橘黄色的光圈，走过了那棵老榕树，走过了那只蹲在墙头看他们的猫，走到了那扇碎花布帘子的门前。
“晚安。”她说。
“晚安。”
她踮起脚尖，在他嘴唇上轻轻亲了一下。很轻，像一片花瓣落在水面上，荡开一圈一圈的涟漪。然后她转身，掀开帘子，推门进去了。
陈知行站在门口，摸着嘴唇，站了很久。
四月十五，星期一。
陈知行回到了深圳。他骑上车，从长途汽车站往分行走的路上，经过那个报刊亭的时候，老头喊住了他：“小伙子，有你的信。”
陈知行接过信，是一个牛皮纸信封，没有寄件人姓名，只有收件人地址和“陈知行收”四个字。字迹工整有力，像是练过书法的人写的。他拆开信封，里面是一张信纸，上面只有一行字：
“你的信收到了。材料已转有关部门。等待。不要轻举妄动。刘。”
陈知行握着那张信纸，手指在发抖。
刘。不是刘某某，是刘。他终于等到了那个人的回音。
他把信封和信纸折好放进口袋，骑上车，在春天的阳光里，慢慢地、稳稳地，往前骑。路边的木棉树已经长出了新叶，嫩绿的，在风中轻轻摇晃，像一千只小手在向他招手。远处的天空有一群鸽子飞过，鸽哨的声音呜呜咽咽的，像风在唱歌。
他不知道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。但他知道，他不再是一个人了。林晚秋在他身边，李志远还活着，赵国强在帮他，孙建国在查案，那个姓刘的人在远处看着这一切。甚至连方明远——那个他一度以为会变成麻烦的人——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支持他。
他把手伸进口袋，摸到了那枚戒指的盒子——空的，戒指已经在林晚秋的手上了。他又摸到了那张信纸，薄薄的，边缘有些扎手。他还摸到了赵国强的手机，沉甸甸的，像一块砖头。这些东西，都是他在这个一九九一年的春天里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印记。
回到宿舍，他打开系统光幕。银白色的界面在午后阳光里有些暗淡，但字迹依然清晰：
“第二桶金任务进度：当前资产4870元。目标：5000元。完成进度：97.4%。”
“预计完成时间：4月18前。”
“提示：可转债当前价格121.6元。距离目标价135元尚有11%空间。建议继续持有。”
“新任务将在本任务完成后解锁。请宿主做好准备。”
陈知行关掉光幕，躺到床上，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。那条裂缝好像已经不再让他烦心了。它就在那里，像一道伤疤，提醒他曾经有多少个夜晚在这条裂缝下面翻来覆去地睡不着。但现在，他终于可以安心地闭上眼睛了。
窗外的风很轻，吹得窗台上的绿萝沙沙作响。那只野猫没有叫，大概是找到吃的了。远处有人在放收音机，邓丽君的歌飘过来，甜美的声音在春风里慢慢化开，像一块糖溶在温水里。
“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，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……”
陈知行跟着哼了两句，嘴角不自觉地往上弯。
他闭上眼睛，在邓丽君的歌声里，在这个一九九一年四月的深夜里，慢慢地、沉沉地，睡了过去。